依照思想发展的最强劲的趋向来标志20世纪，可称这一时代为分析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开拓者便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s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n, 1889-1951)。在欧洲大陆，胡塞尔是存在主义的灵魂，马克思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源泉，而分析哲学则统治着英美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在罗素、摩尔开启了分析思潮之后，维特根斯坦是开拓分析哲学的第一巨人。

维特根斯坦属于那种以哲学工作为其生存方式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儿、康德、尼采等献身于哲学的巨人们都意识到了哲学对自身的意义，哲学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生命。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相信自己仅有的能力就是思考，而不是生活。因此，哲学仅是完成个性中一部分能力的一项事业。他与哲学终生厮守始终是以孤独和痛苦为伴的，因为他知道，哲学是生活矛盾的一个方面，即冷静的智慧与激情的渴求这一对立面中的一个方面，实现激情所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严苛的个性。维持根斯坦是能够洞察自身存在之悲哀的人。自身存在的无意义感不时袭扰心头，要排除这种感觉简直是不可能的。要能不至于选择死亡或使精神崩溃，没有比哲学更有价值的东西能够充分、抚慰、发扬自己了。正因为有了哲学，他才能履行活至善终这样一个生命的基本职责。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犹太人，但从祖父起改信了路德教。维特根斯坦的母亲则是天主教徒。他本人在天主教学受洗，但不信任何宗教。尽管他尊敬那些有信仰，并为探索宗教的意义而努力的人，但他不能相信那样一个神的世界是真实的。尽管他承认宗教是使人的生活感到有意义的一种观念，但他不能靠着忘记自己而进入宗教生活。他的生活不能建立在徒有形式而并不真信的虚假承诺的基础之上。他曾经试探过修道院的生活，但是不得不放弃了。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在多瑙河区的钢铁工业界首屈一指。维特根斯坦的母亲深谙艺术，他们兄弟5人和姐妹3人都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姐姐们有出色的钢琴技巧，而维特根斯坦则吹得一手漂亮的竖笛，他还产生过当乐队指挥的想法。

当时著名的作曲家勃拉姆斯是他家的常客。显然，富有而文雅的这个家庭的基本特色。孩子们在这个家庭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文化气息的强烈感染，但是，他们的人生之旅却远不是一帆风顺的。维特根斯坦的3个哥哥就死于自杀。因为贵族教养与世俗生活之间并不容易过渡；生活在这两极之间产生无意义感是其兄弟们自杀的共同原因。维特根斯坦本人在这个优越的家庭中生活了14年，成人后单独面对生活时自然也就难言轻松了。他也常常想到生死的意义问题。

坦诚率直是维特根斯坦的个性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对常人来说，坦诚率直无非是怎样看便怎样说；怎样想便怎样做。但对维特根斯坦这样才华出众、智慧过人的人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不仅要求怎样看便怎样说，还要求看的正确、客观；不仅要求怎样想就怎样做，还要求事情值得倾尽全力去做，并有好的结果。假如你心地坦白，但看不清楚事情原委，就难免说不准究竟，而这是维特根斯坦所不能忍受的。在讨论中，他常常怒气冲冲地抢白别人，对幼稚的想法不能容忍。同样，他对自己也严格要求。他很不满意自己所从事的哲学教师的职业，因为要做到不欺骗学生实在太难。尽管他是公认的最权威的哲学家，但并不能保证其所说的话句句是真理。而如果保证不了这一点，就难免把错误的东西教给学生。实际上，普通人不会因说了错话，做了错就跟自己过不去。何况哲学中总是混乱的问题多于清晰的真理呢！维特根斯坦对人对已的要求都显见过苛了。我们不能以完人的标准要求别人，同样也不能这样要求自己。但他却认为这种达不到完人的情况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要搞哲学，就必须懂得哲学的价值，而这就需要倾尽全力。他的课不允许旷课、迟到或早退。一次，摩尔的妻子以健康为由不准摩尔参加学术讨论。维特根斯坦很生气，认为哲学家死于哲学工作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哲学家的天职。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坦诚率直，一种从道义出发，即使有非凡的智慧也难以完全做到的坦诚率直。在这个意义上，坦诚率直是一种极高的人格素养，而如若追求这种人格，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一，其严苛性会使人失掉可能的朋友。因为坚持这样一个标准就等于要和几乎所有人发生冲突。事实上，人们只知道维特根斯坦的行为不合常理，却不知常理离这种人追求相差太远。因此，人们对维特根斯坦的误解太多，理解太少，使他成了难以接近的人。第二，其严苛性成了自己的负担。因为坚持这样的标准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完美的境地，任何与此相反的评价都是他自己难以承受的。所以，维特根斯坦经常提防别人，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其严苛性制造了太多的牛角尖。维特根斯坦穷根究底的个性以及对人的苛刻态度使其一生都受到生活无意义感折磨，无以名状之苦时常搅动心绪，难以排遣。以下几个例子说明，这一个性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肯姆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但曾经由于他的严苛而中断。一次他和马尔肯姆谈起英国会不会偷袭德国，马尔肯姆认为，英国的绅士们不会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维特根斯坦闻言勃然大怒，斥责马尔肯姆没有听懂他的讲课，说完拂袖而去。马尔肯姆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幸而维特根斯坦对马尔肯姆极端善良的天性极有好评，才使友谊得以修复。事后他在自己出门时要求马尔肯姆照看他的花，马尔肯姆高兴得不得了。赖特谈了学生们的共同体会，凡爱维特根斯坦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总是战战兢兢，不知什么时候会苦恼他。

维特根斯坦深恐自己落得抄袭的坏名声。这在《罗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序言中都有表白。他也害怕别人误解自己或利用自己的声望，还怕自己的思想被别人剽窃。他专门买了小型保险箱存放自己的稿件。

在完成《逻辑哲学论》后，他在奥地利乡村期间曾写信给马尔肯姆。信中写道：“我有过工作，但没有去做。现在，这种失败感毁灭了我的生活。我应对我的生命做点积极的工作，成为天上的星辰。可我却停留于地面，渐渐颓废。我的生命真的变成毫无意义，仅由一些平淡的插曲组成。”他把这种状况叫做“精神上的行尺走肉”。他把日常生活看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对自己的行为耿耿于怀。他会反复追问生活的每一细节的意义，会对生活中的任何抉择感到痛苦和沮丧。不管代价多么高昂，维特根斯坦一生无论对事、对人还是对自己都做到了高标准的坦诚率直。他一生从学机械到数理哲学，从终止哲学到重返哲学，任何一个抉择都是严肃认真的。这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了每个抉择对他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他承受了无所适从的苦闷，也获得了抉择后的辛勤实践中的快乐。

维特根斯坦14岁后在奥地利的林茨读中学。3年后的1906年进入柏林——复洛顿堡工科大学。1908年前往英国，在曼彻斯特工科大学工程系注册，同时在一个高空风筝飞行站工作。这段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兴趣在机械工程方面。后来他参加了设计喷气反作用推进器的工作，这一工作实际上是纯数学的工作，由此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数学。大概由于他读了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于1911年下决心研究数理哲学。为此目的，他到耶拿找弗莱格谈了自己的计划。弗莱格劝他到英国去找罗素。他听从了弗莱格的劝告。与罗素的会面对他有很大影响，并给他很大帮助。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大加称颂，并在他出版《逻辑哲学论》时鼎力相助，终于使之见诸于世。1911年秋，维特根斯坦进入剑桥翠民堤学院注册为本科生，1913年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研究。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研究之执着很少有人堪与匹敌。他先是隐居挪威，从事积极思考。一次大战中，他觉得自己有职责服兵役，到1918年，他边参战边写作；在战壕里，在集中营中写就了《逻辑哲学论》。

《逻辑哲学论》发表了。维特根斯坦在序言中宣称，他的著作所表达的真理是毫无疑问。哲学所涉及的是一个神秘而不可言喻的领域。哲学家总是在对不可言喻的神秘领域说话，既然不可言喻，哲学家的话就必定是毫无意义的，按他的理解，哲学从此不再能够作为学术研究而存在。所以，维特根斯坦决定永远离开哲学，去寻求自己的归宿。从1920年至1929年这几年，他到奥地利的乡村去教书，当花匠，也有过进修道院的想法；他还花了两年时间为他的一个姐姐设计了一所住宅。这是维特根斯坦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他称这段时间为“黑暗年代”。因为他并未发现值得投身其中，而对自己的精神有积极意义的事务。

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到1929年。在这一年，许多人对《逻辑哲学论》的批评和对他重返哲学的劝说起了作用，他决定重返剑桥，重新开始创造性的研究。这一抉择表明，当他诚实地面对自身时，哲学是其唯一能够使自己感到生活有意义的方式。直到逝世，维特根斯坦主要是在剑桥讲课和写生。在这一时期，他毫不留情地抨击《逻辑哲学论》；又中起炉灶，把研究的立场转向了语方的用法，创立了语言游戏、生活形式新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对哲学进行治疗，以根除建立在一般概念基础上的哲学。这种哲学类似于一种精神病症，其问题多出自对语言日常用法的误解。由此，他主张取消一切哲学问题，号召人们只管看，不要想。维特根斯坦彻底推翻了自己以前的学说，可谓抓住自己的辫子不放。这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坦诚率直的又一表现。

坚执于坦诚率直也就意味着对装腔作势深恶痛绝。英国的绅士风度在他看来是十足的矫揉造作。世俗礼仪的表面价值也是他所鄙视的。在他看来，人的率直应发自内心深处，以常规俗套应付事务是一种罪过。一次，他与别人出游，在一个人家落脚时，女主人问客人喝些什么，男主人斥责道：“问什么，拿来就是”。他对男主人的举动大加赞赏，认为男主人深通人性。当他领受大笔遗产时，维特根斯坦把一部分匿名捐给了一些艺术家，其余给了他的一个姐姐。他认为金钱是使人堕落的东西，给富人一点倒不至于使富人更坏。

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以勤于有价值的事务和维持一种俭朴的生活为天职，把一切身外之物，身外之名抛至九霄云外，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种极度严苛的人生要求使他那颗极需温柔照料的心灵孤独起来，并把爱拒之门外。他需要爱，但又对爱深怀恐惧。他知道自己会伤害与其共同生活的人，更知道他随不了伤害爱自己的人所带来的痛苦。他以自己领受痛苦的惩罚的决心来生活，这其实是一种深富爱心和责任感的胸怀。于是他便遁入哲学之中以求自我解救了。

但哲学对他又意味着什么呢？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工作与游泳相比。游泳者总要想法漂起来，而哲学家则要使自己更深地沉下去。这需要坚强的意志。并要忍受痛苦。而按他的看法，越是痛苦才越有价值。他的学生描述他讲课的情形时写道：他精神高度紧张，凶猛地驱迫自己，每个人都感到了他全身绷紧，紧张到了极限，使人想到他拚力博击一个问题时，似乎在受一场酷刑。维特根斯坦相信，付出极大痛苦的人才是伟大的。他就是这样无情地驱赶着自己在哲学的旅途上跋涉，并始终与未能满足的情怀相伴随。这其中的痛苦对一个殉道者来说并不会怎样，因为殉道者需要偏执和麻痹。而维特根斯坦则不会为偏执和麻痹所左右，他每每亲身面临苦难，并以苦为天职来承受它，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