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狂飙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命运，也把地球上的大多数族群裹挟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传统。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任何其他文明，不论其历史多么悠久，多么灿烂辉煌，都无法逃脱传统与现代的抉择。犹太、印度、阿拉伯、中国，概莫能外。然而，相比之下，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中，最成功的莫过于犹太人。一方面，犹太人在物质和制度层面上现代化了，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成功地保存了犹太教。正是犹太教作为这个族群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在文化上维系了犹太人的族性（Jewish Identity or Jewishness），使之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神州大地上发生过的一切政治和思想文化大事，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国民革命、“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经济改革，等等，莫不与传统与现代的抉择有关。现在看来，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中国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在历经曲折和磨难后已经走上正途，其光明前景是可以预期的。然而，中国人的精神呢？大多数国人至今仍然没有在文化上自觉“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知道中华民族的族性（Chinese Identity or Chineseness）何在。现在，是应该在文化上确立这样的族性或民族意识的时候了。

　　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民族何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确立自己的文化族性？对此，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关的论战此起彼伏，大开大合。“全盘西化”、“国粹主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新儒学、新道家，诸如此类。其立场既有民族主义的，也有世界主义的；既有激进的，也有保守的，不一而足。从比较文化学的路径来看，特别是考虑到犹太教改革和中国当代文化背景的共同性，犹太人现代化和宗教改革的经验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他山之石”。

　　犹太教改革梗概

　　传统犹太教规定每一个犹太男孩在出世后第八天施行“割礼”，以表明其为“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19世纪的改革派废弃了这种“野蛮的、血淋淋的行为”。

　　1801年，“犹太教改革之父”克布逊在德国哈茨的一个小镇上建立了第一个改革派圣堂，从而拉开了犹太教改革的序幕。此后，在德国的柏林、汉堡、布来斯劳、波恩、海德堡、法兰克福等地相继出现了许多改革派的圣堂。尽管由于王权的干预和传统犹太教的阻挠，改革曾几度遭受挫折，但是，到1846年第一次自由派拉比大会召开之际，犹太教改革派已经从传统犹太教阵营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兴独立的宗派了。

　　犹太教改革的著名理论家是盖革、科罗赫马尔、候德海姆，后来有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代表怀斯等。作为黑格尔和维柯哲学的追随者，科罗赫马尔认为，“绝对精神”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那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在希腊为艺术和哲学，在罗马为法律和政治，在以色列则为对上帝的宗教探求。每一个民族都受制于形成、成熟和灭亡的规律。但是，犹太人由于从民族形成之初就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因而是彻底精神性的、永恒的民族。犹太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引导人类走向绝对精神。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改革派形成了犹太人的使命观：在全世界传播伦理一神教，成为人类信守一神教的榜样。因此，犹太人的散居不是如传统所说的是对犹太人犯罪的惩罚，而是上帝为使其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而做的有意安排。也正是由于这一使命观，犹太教改革派长期拒绝犹太复国主义。改革派认为，犹太教的历史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犹太教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犹太教的改革主要表现为圣堂礼拜以及习俗的革新。按照传统犹太教，在圣堂礼拜仪式一律用希伯来语。改革派则将礼拜用语改为当地语言，在德国为德语，在法国为法语，在英国即为英语；传统犹太教圣堂礼拜时有歌唱而无合唱和伴奏，改革派引入了基督教的管风琴伴奏与合唱；传统犹太教在圣堂做礼拜时男女分席而坐，女人没有正式席位，改革派则改为男女混坐；传统犹太教规定每一个犹太男孩在出世后第八天施行“割礼”，以表明其为“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19世纪的改革派废弃了这种“野蛮的、血淋淋的行为”；传统犹太教对于犹太人日常的穿衣戴帽也有许多繁琐的律法，这些也都被改革派弃之不用了。

　　改革一下子打破了维系了上千年的传统犹太教，改革派从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教派。犹太教改革兴起于19世纪的德国，发展、壮大于20世纪的美国。这是因为随着欧洲反犹主义的肆虐和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日益加剧，大部分犹太人逐渐移居美国。目前，全世界有1200多万犹太人，其中近一半居住在美国。在美国的犹太人中，属于自由派或进步派的犹太人占72％，足见其势力和影响之大。
    犹太文化变革的意蕴

　　一个犹太人，既可以是宗教信徒，也同时可以是哲学家或科学家。作为整体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既可以是宗教性的，同时也是现代化了的。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作为犹太启蒙运动先驱的门德尔松就提出过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方面他试图冲破隔都（ghetto，犹太人聚居区）的禁锢，把犹太人改造成真正的欧洲人；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犹太人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因此，在犹太人融身于欧洲文化时，他们必须学会如何生活于两个世界———世俗世界和犹太世界，也就是要肩负双重的文化重任。”就是说，一方面使犹太人现代化，另一方面要保住犹太教，从而维系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或宗教共同体的存在。历史表明，犹太教改革就是朝着这两个目标努力的。

　　从总体上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检验，犹太教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的两个目标基本上得到了实现。

　　首先，犹太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犹太人的大多数，包括多数正统派都接受了科学，而且在不到100年中培育了1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人可以参与现代化国家的管理，不仅以色列这个现代民主国家是犹太人管理的，就是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从首相、大臣、国务卿、部长、州长到议员和具体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有犹太人置身其中，而且代不乏人。如今犹太人在欧美各国的工业、金融领域坚执牛耳，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师荟萃，他们在物质财富的占有和生活水平及受教育程度大大高于平均值，就连犹太教的学校、圣堂以及家庭也都装备了现代化的设备。可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现代化的程度比同一国度的非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犹太教仍然对犹太人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美国为例，根据联合犹太社团2002年10月公布的人口调查，目前美国的犹太人口为520万，他们分布在290万个犹太家庭中。犹太人口的56％归属于某个圣堂，坚持常规的宗教活动。44％的犹太人没有在圣堂注册，不参加常规性的犹太教活动。但是，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按照犹太习俗生活，例如过安息日以及逾越节、新年和赎罪日等重要的犹太节日。尽管在西方各国都有一些世俗的犹太人，但从总体上看，现代化了的犹太人仍然是一个以犹太教为文化认同的族群。

　　由此可见，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抉择中，犹太人做到了“兼顾彼此”（both/and），既实现了现代化，又保持了犹太教传统。当年门德尔松提出的双重任务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曲折经历后基本上得到了实现。虽然传统犹太教分裂了，但毕竟多数犹太人仍然留在了犹太教的阵营，没有皈依基督教，因而挽救了犹太人的族性。时至今日，犹太人仍然是一个具有统一文化认同即犹太教的族群。概括犹太教改革及其后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第一，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调和的统一关系。现代化就是凸显理性，就是工业化，就是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就是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物质生活的提高。这些都属于物质文明或器物文明的范畴。器物的改善、物质方面的现代化是人必要的，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增加了人类的福祉。但是，人不仅需要物质生活，还需要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和精神生活关乎价值，物质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它需要文化和宗教，而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传统的民族来说，价值和精神就体现在传统中。因此，传统不可以随意抛弃，只可以改造和革新。犹太教改革运动恰好是这样做的。

　　第二，理性的科学可以移植到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尽管经过改革的犹太教诸宗派对于神启、神迹，以及律法的变与不变有不同的认识，但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上帝概念和摩西律法的道德约束力。同时，各个宗派都培育出了杰出的人物，不论是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还是科学家、思想家。一个犹太人，既可以是宗教信徒，也同时可以是哲学家或科学家。作为整体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既可以是宗教性的，同时也是现代化了的。这表明，现代科技文明完全可以嫁接在传统价值的基础之上，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可以并驾齐驱，彼此不仅不对立，而且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第三，传统必须改革。保留传统不等于全盘接纳传统，而是要改造或重建传统，使传统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更好地为当代人服务。因此，传统的去留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传统本身而保留传统。时代不同了，传统必须改革和重建。不改革，传统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没有吸引力，没有信众，因而无法起到犹太教的作用。犹太教之所以至今仍然是犹太人信奉的宗教，就在于它是经过改革的宗教。

　　第四，改革是对传统的扬弃，是在犹太教框架内的推陈出新，而不是全盘否定或与传统“彻底决裂”。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批判的继承”。美国的改革派分别于1885、1937、1976、1999年四次发布纲领性文件，其中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饮食律法的条款有所改变，但是其基本信仰和精神没有变，犹太教之于犹太人的作用没有变。1999年，中央拉比大会的文件仍然认为，“改革派犹太教的伟大贡献就是能够使犹太人民得以在保留传统的同时进行革新，在确定共同性的同时包容多样性”。正是这种改革了的犹太教成了多数犹太人的精神支柱。

　　一言以蔽之，犹太教的改革是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其回应的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兼顾与妥协。事实表明，犹太教的改革是成功的。犹太人成功的宗教改革为类似的族群走出了一条可以通行的路。

对中国文化改革的启示

　　犹太教是一个连续的没有间断的传统，而中国的传统则是间断了的传统。其二是说，犹太传统是典型的宗教传统，中国的传统则不尽然。这两点不同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之路和犹太教的改革方式不完全相同。

　　既然犹太人的经验表明，传统和现代化是可以调和的，那么，中国人在传统或现代化的抉择面前的态度也应该是“兼而取之”，而不是“非此即彼”。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既不应该全盘西化，数典忘祖，照搬外国的一切，也不应该盲目排外，故步自封，采取“国粹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接受现代性的同时，兼顾传统的价值观。

　　既然犹太人可以在犹太教的基础上成功地嫁接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那么，中国人也不妨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为基础来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现代科学技术发端、成长于欧美，来自西方，但是不属于西方。它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不乏科学的因素和成分，但没有系统的科学，更不可能包含现代科技。因此，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有些人那样苦心孤诣地从中国传统中去“开出”什么现代科技或寻找其根源。也许我们应该学习犹太人的态度，把西方现成的现代科技“拿过来”，直接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哲学家们在这方面尽可以省却脑细胞的耗费，让科学家们放心大胆地引进和创新。人文学者另有使命，那就是创造性的革新和重建传统，为国人确立精神价值，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

　　既然犹太人的成功经验在于改革传统，那么，我们也应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行改革。对于价值和文化精神，我们不能采取“拿来主义”，而应该改革和重建。改革传统就是扬弃传统，就是对传统既保留，又摈弃。和犹太人的宗教改革相似，中国传统的改革和重建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运作，而不是“彻底砸烂”后“另起炉灶”；就是要甄别和保留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性的精华，剔出其不符合现代需要、不符合人性的糟粕。与此同时，还要敞开胸怀，将东西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优秀成果尽可能吸纳其中。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建立可以作为中华民族之魂的新文化。

　　犹太教改革虽然导致传统犹太教分裂成各个宗派，但这些宗派都没有超越犹太教的范畴。“五四”前后，中国学界在对待传统和西方科技的问题上也分为若干学派，例如以陈独秀、胡适等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张之洞等代表的“中体西用”派，以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为代表的“国粹派”。从犹太教改革的经验来看，“全盘西化”论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它们的基本取向是拒绝传统，不承认前后相继的民族精神。“国粹派”食古不化，故步自封，不合潮流，没有体现时代精神，因而也不足取。这样看来，在这几种选择当中，“中体西用”是公允可行之论。

　　但是，我们的“中体西用”和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主张有所不同。他们的中体西用是在引入西方之科技的同时，原封不动地接受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他们所说的“体”是宋明儒学的体系，他所谓的“用”就是“经世致用”，即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利用。在这里，“体”具有“根本”、“主要”的意思，“用”则是工具性的、次要的、辅助性的。就其目的而言，仍然没有超越更早的魏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其根本错误是无视时代的变化，没有认识到“体”也应该与时俱进，应时而变。我们所说的“体”不离中国的传统，尤其不离儒家的传统，但是，“体”指的是以时代精神改革了的传统，是在传统基础上广泛吸收东西方文化之精粹后重新建立的新传统，不是那既定的、原封不动的旧传统。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体”，才是可以和科学技术的“用”相结合的“体”；只有这样的“体”，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人性需要，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人的族性，起到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和犹太的不同，我认为有两点：其一是说，犹太教是一个连续的没有间断的传统，而中国的传统则是间断了的传统。其二是说，犹太传统是典型的宗教传统，中国的传统则不尽然。这两点不同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之路和犹太教的改革方式不完全相同。

　　因为犹太教是一个连续的传统，其改革方式就是对现有的一脉相承的犹太教进行革新和改造。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传统在“五四”前后中断了。目前，除了职业哲学家、思想家以外，大多数中国人对传统价值观不甚了了，传统价值已经失去了人格化的载体。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就不能像犹太人当年的改革那样以革新为主要任务，首当其冲的是传统的接续，即回到传统中断的地方，和原有的传统衔接起来，“然后”再进行革新和改造。

　　然而，时间的一维性特征决定了历史不能重演，我们无法在时间上回到过去。因此，不是先用10年或更多的时间恢复传统，然后再用若干年的时间改造传统，创建新文化。从时间上看，接续和革新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了解传统、接续传统的同时对传统进行改造和重建。但是，接续和革新毕竟是双重任务，因此，较之犹太教的单纯革新更繁重、更复杂。对此，担当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任务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和犹太的第二点不同十分重要。犹太人的传统是一个宗教传统。目前，世界上80％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宿。宗教依靠信徒和教会式的组织把信仰化为每个信徒的精神，使之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和具体的行为中。因此，宗教比哲学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然而，中国的主流传统是儒家。儒家在许多人心目中不是宗教，但如果从功能上着眼，儒家始终是宗教，儒教在中国历史上是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和生活指南。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极力提倡“孔教”，力图使之成为中国的“国魂”。美国犹太学者列文森总结了他的看法：“如果没有儒教，中国就像一条无舵的船，随时都会沉没。儒教是中国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犹太人由于保存了犹太教，所以尽管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但他们仍能生存下来，而墨西哥人则因西班牙化和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正日益失去活力，成了其他民族的模仿品。”姑且不论康有为变法和保皇的政治成败与功过，在历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之后，他关于孔教与国魂的主张，也许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

    思想者小传

　　傅有德 山东青州人，1956年生。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山东省哲学学会会长、国际巴克莱学会理事、《犹太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犹太哲学与宗教、中外哲学与宗教比较、西方哲学史。代表性著作有《巴克莱哲学研究》、《现代犹太哲学》（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