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

陈伟华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

提要：以《圣经》典故为文心，用其叙事框架为叙事模型，移花接木，敷衍成文。此法相习成风，成为基督教文化催生中国小说的一种模式，也成为中国小说生成方式的一种。依此模式而成的小说并非皆有基督宗教意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的这种关系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新小说成长的踪迹。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圣经》典故；小说叙事；文心与模型；生成方式

Main theme and Models

——Christian Culture and Narration in Chinese Novels

CHEN Weihua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 P.R. China

Abstract: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istian culture and narration in Chinese novels, this paper discovers two features: (1) the allusions and references in the Bible becomes the main theme; and (2)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of  the biblical allusions becomes the model of narration in Chinese novels. This is one of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of Chinese novels. Chinese novels based on such model are not necessarily suggestive of Christian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istian culture and narration in Chinese novels showed us some trace of growth of New Chinese novels from one point of view.

Keywords: Christian culture; Biblical allusions; narration in Chinese novels; main theme and models; mode of production

引言

中国新小说发生之初出现了一批直接以《圣经》典故为题的小说，如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1921年4月）、《约伯之泪》（1925年8月）；叶灵凤的《撒拿勒人》（1925年6月16日）、《摩枷的试探》（1928年8月7日）、《神迹》（1930年）；郁达夫的《迷羊》（1927年12月）；郭沫若《漂流三部曲》（1929年）；徐?的《禁果》等。这类小说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持续出现，如1983年有《方舟》（张洁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有《施洗的河》（北村著，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有《羊的门》（李佩甫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等。以《圣经》典故为典故，为题旨，克隆其叙事模型。这种做法相习成风，成为基督教文化催生中国小说的一种模式，也成为中国小说生成方式的一种。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的这种关系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新小说成长的一丝踪迹。

一

“典故”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1]^{( P172)}。本文所称《圣经》典故指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圣经》中的故事或者《圣经》中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典故长久地为人们传诵，因而较为广为人知。同时，由于文化层累，它们负载着丰富的意蕴。用典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惯常用法，虽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遭诟病，但当我们检阅当时的小说，我们发现，《圣经》典故并不因反抗的呼声而消失。

《约檀河之水》是张资平的处女作，也是中国新文学中较早使用《圣经》典故的作品，写于1920年6月，这篇小说也预示着张资平的小说创作的风格：关注男女情爱，在文本中渗入基督教文化因素。小说以留日学生的生活为依托，传达了基督教教的救赎思想，小说中有作者生活的影子，但其布局谋篇、结体和立意，都烙下深深的基督教文化印痕。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子恋爱的故事，二人为情所困，为现实所伤，内心充满悔恨，最后在基督教中找到安身之处。约檀河之水的典故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章和《新约．马可福音》第六章。这两节经文称：约翰在耶稣传教以前，即在犹太人中间布道，要人们承认自己有罪，劝人悔改，并在约旦河中为人施洗，象征替人洗去罪污。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即来源于此。小说中，作者把基督教或者教堂喻作约檀河之水，信教、进入教堂，便可洗刷自己灵魂的罪恶，获得解脱。《圣经》典故即小说的主旨。

1925年8月，张资平创作了小说《约伯之泪》，作者以约伯比喻男主人公，以“神”喻男主人公所钟情的女孩。男主人公因为爱上一个女孩而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这种折磨恰如撒旦之施于约伯。叶灵凤的《撒拿勒人》以受难的耶稣喻困窘中的青年。《摩枷的试探》寓意意志不坚定必将受到惩罚。《迷羊》寓意受难中的人可以向上帝呼救，上帝必将使一切向他忏悔的人得到拯救。徐?的《禁果》揭示偷吃禁果必将获得惩罚。

1999年，中国文坛波涛汹涌，其源头是河南作家李佩甫的《羊的门》的面世。该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孟繁华如此评论：“《羊的门》是一部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和世道人心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是我们多年盼待并有幸相逢的一部小说。1999年，有了《羊的门》就可以称作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丰年。”[2]“羊的门”源自《圣经》。小说开篇即《圣经》经文：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圣经》原文有这样几节经文：约10：2、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约10：3、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约10：7、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约10：8、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约10：10、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①]作家描写人间俗事以《圣经》典故引之，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置于对话的地位，潜隐着宗教救世的理想。此类作品还有199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北村的《施洗的河》。

可以见到，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以《圣经》典故为题目，并将其所负载的深厚的文化意蕴整合到作品中去，借人们心中先验印象迅速唤起人们的共鸣，其旨彰明，先声夺人，立竿见影。

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旧文学在被打倒之列，新文学在探索之中。为了创造与传统文学迥异的品种，中国的作家们不得不努力向各方寻求资源，基督教文化成为他们的资源库。

叶灵凤的《拿撒勒人》讲述了一个穷困的青年学生的故事。他因为无力摆脱困境生活，最后投江自尽。这个年青人一方面想从宗教信仰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和生活的力量，一方面希望从尼采的超人哲学中获取精神资源。所以，在他的心里，立着耶稣基督和哲人尼采两幅画像。[3]^(P101)他是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的一种类型的缩影。耶稣基督主要在《新约》里出现。因为他曾在加利利境内的拿撒勒城居住，故称为拿撒勒人。在基督教文化里，他是主，是全能的神，他是一个施救者，同时也是一个受难者，他被钉在十字架，替人类承担一切罪过。作者有感于现实中的巨大苦难，很想把它表现出来，《圣经》中的耶稣及其故事成为作者比附的模式,由此可见耶稣的故事在作者心目中的深刻印痕。在这里，耶稣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为具体的“基督画像”，一为基督的受难精神。这两点，成为叶灵凤的这篇小说的立意和情节发展的推动因素。

穷困潦倒的学生蔚生，因失恋，被亲威冷视、无钱上学，借钱无望，卖文为生不能。作者以受难的基督相喻，极力宣染了他的苦难境地。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景：他接到退稿信之后。他就着亲戚的冷眼草草地吃完饭，他注意的焦点集中到了墙壁上贴着的基督像。“壁上贴了一幅Reni Guido的基督画像，戴着荆棘的冠冕，被日光晒得黝暗的前额和白皙的颈上，凝着两三滴下刺的鲜血，口微张着，两眼则聚在紧蹙的眉下翻向天上，似是在祷求解除他的痛苦，不像恳请赦免那杀戮他的人的罪过。他一看见这贴耳无言的羔羊的景象，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他把两手蒙住面部，卧倒在床上。他想起他正是那曾经睡在母亲的怀中，那曾经用头抵在爱人的胸前的人，如今竟冷落到了这般。”^{[3] P99}作者在其生活环境中特设了一个基督画像，表明主人公对基督教的亲近。关于基督的事迹，蔚生如数家珍，他把他当成了救主，当他精神上经受重击的时候，他头脑里翻腾的是：“——啊，你这上帝的羔羊，担负了世人一切罪恶的，请垂下你向上的眼睛，请来救我脱离一切的痛苦罢！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的人是注定应当承受轻视和侮辱的了！可怜你喊着要爱你们的仇敌，他们却将他们无罪的仇敌送上十字架了。来罢！恕我亵渎了你，请来救我脱离一切的痛苦罢！你是曾经宣言能毁坏耶路撒冷的圣殿，三日又可重建起来的；你是曾用五个饼两尾鱼吃饱了五千人的，请你就用这手段来救了我罢！我桌上有的是几枚银元，请你就从壁上下来，施展你那化少为多，变无为有的手段，完成我的希望罢！……”^{[3]（P100）}他决定向校中的同学去借钱了。想定了主意之后他立刻闭了箱子，穿上衣服，去实行他的计划。走下楼时他回头望了望墙上那张基督的画像，不觉发出了一种轻鄙的声音：“你这弱者！”在他决定投江时，脑袋时浮现的仍是基督的形象。他头脑里首先浮现的字眼是：“呵，可怜的弱者！你这被欺凌的弱者！”将基督与“弱者”相联系，表明他对基督的失望。不为人们所信任，这也是耶稣在传道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事。作者以拿撒勒人喻年青人，其实应该潜藏着作者对这些青年将拥有美好未来的信心。因为，在拿撒勒人的人生历程中，他虽然屡陷困境，为人误会，遭人伤害，但他最后获得了整个世界。

叶灵凤并非基督教徒，但他很喜欢《圣经》。他在《〈圣经〉的新译本》里对他与基督教的关系这样解释：“我一向喜欢读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新约》，将他们当作故事书读，将他们当作文学作品读。”[4]^(P389)很明显，叶灵凤从基督教文化中找到了很多文学资源。他于1928年所作《摩枷的试探》和1930年所作《神迹》，借用《圣经》故事痕迹更为明显。

《摩枷的试探》神神怪怪，似幻非幻，字里行间营造出旷野般凄清荒凉的氛围。小说这样叙事：有一天摩枷去帮妻子买绒线，在店里为一文小钱跟店家争执，回来后却看见妻子正在跟邻人调笑，他由此看破世事，离家到一个山洞静坐修养。7年后的一天，他遇上一个主动送上门来的肉感少女，尘情复活，在他与少女温存过程中，少女请求他帮忙割掉自己身后的小尾巴，他手起刀落，尾巴被割掉，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割掉的是自己的尘根。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借用了《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中的旷野试探的叙事模型。该原型是：耶稣被圣灵充满后，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让他接受魔鬼撒旦四十天的试探和考验。撒旦想尽各种办法，企图动摇耶稣对神的信心，但均告失败。典故的用意在于赞扬耶稣，宣扬摆脱尘世和对上帝的无限崇拜，勉励人们若想成功，必须有坚定的信心，坚定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

叶灵凤的这篇小说在立意、意境、情节设计等各方面都打下“旷野试探”的痕迹。不同的是，旷野试探中的引诱物“食”在小说中被换成“色”。小说对旷野试探借用的痕迹有：第一，以“试探”为题，表明其与旷野试探的联系。第二，小说中透露出强烈的忏悔意识。“一刹间的岔念，他在自己清醒过来的时候，便总是又去跌坐在松树下的青石磐上忏悔。”[3]⁽¹⁰⁹⁾第三，小说中的氛围也与旷野极其类似。摩枷隐居的地方叫滴翠岩，“滴翠岩是云蔚山的支脉，山岭极其峻峭，是一个非常隐僻的所在。离着上山的大道既远，而最近村落人家的一只烟囱，也要走过八九里地才能看见，因此这座岩中纵然不是人迹鲜到，然而终年难得有的一两次的人面，正像新春薄命的桃花一般，一闪眼便又归消灭了。”[3]^P107-108

《神迹》主要是借用《圣经》典故的寓意，用以比喻事件的不可思议。作者在小说中特别地指出了这一“神迹”这一典故的来源：“基督教的《圣经》上曾经记载说，耶稣有一次在海边，曾经用两尾鱼五个饼吃饱了五千多的听众，这是有名的神迹。”[3]^(P154)小说中，一个十八九岁少女，借着追求者对她的信任，将五六千张违禁传单带上飞机从天空中撒下，从而实现了靠普通的人力物力绝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取《圣经》典故为叙事模型，郭沫若也这样做过。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在结构上很明显地模仿但丁的《神曲》。他还特地指出了“炼狱”的基督教含义。他在小说里这样注释：“外文为Purgatory。基督教的说法：不完全的信徒，在进入天国之前，要先在地狱里锻炼灵魂，洗涤生前罪愆。这地狱就叫做‘炼狱’。但丁的《神曲》，诗人魂游三界，其第二界即为‘炼狱’。这篇的用意略取于此。”

徐?的《禁果》中，伊甸园的故事既是小说的引子，也是小说的情节模型。

三

《圣经》典故虽然成为小说的文心和叙事框架，但该典故并不一定为文本所极力渲染，有的甚至只是隐隐约约的影子，如《约伯之泪》、《拿撒勒人》、《迷羊》、《禁果》、《神迹》。有的甚至并不在文本中出现，如《摩枷的试探》。分析这些小说的情节结构，可以发现，它们借用了《圣经》典故的叙事模型，就这些作者在典故上所花的笔墨在文本中所占比重看来，这些典故即表示一种观点。

既然是运用《圣经》典故，那么这些典故在文本中的所表现的基督教色彩又如何呢？

不妨先看一看张资平的《约伯之泪》。“约伯的故事”在《圣经．旧约》中如此记载：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耶和华对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不相信。于是二人打赌。撒旦想尽各种办法折磨约伯，包括使他丧失女儿和财产，企图动摇他对上帝的信心，但皆告失败。最后约伯获得上帝的加倍赏赐。[5]^(P776~834)

张资平的这篇小说虽然引用了约伯的典故，但基本上可称得是纯爱情小说。如果非要说有宗教色彩的话，那么也只能说小说中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这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主人公的心理独白为主，讲述主人公对一个女生的单恋经过。叙述者视自己忠爱的女子为上帝，自己以约伯之居。小说中，“约伯之泪”指一种植物。同时，约伯也是指《圣经》中的同名人物。约伯之泪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情感联系的纽带。男主人公因为钟意女子，而喜欢上《圣经》，并且一篇一篇地念。但犹如撒旦将种种厄运降临到笃信上帝的约伯头上一样，他为爱而受尽折磨，形容枯槁。

与张资平的《约伯之泪》极力屏蔽《圣经》典故的基督教意义不同，郁达夫的《迷羊》则是有意借《圣经》典故的宗教意义来彰显小说的主旨。文本中，作者详尽地展现的并非宗教的人和事，而是一个青年男子在肉欲的诱惑中随落、消沉的过程。虽然小说的结尾，病入膏肓的青年被送进教会医院而隐约透露出教会等痕迹，但读者如果不看结尾，则很难想象其中的基督教意味。在小说的《后叙》中，作者以局外人的口吻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病人的忏悔录，并明确点出基督教的忏悔与获救之间的关系。至此，读者才明白小说中的宗教意味。也正是那《后叙》中的点睛之笔，才让小说的主旨彰显出来，读者也由此明白“迷羊”的宗教意义。也正是这一笔，使该小说变得不同凡响。

由上述二例看来，虽然《圣经》典故的题旨和叙事模型为中国小说的叙事所借用，但小说中并不全都包含着基督教思想。并且，基督教思想的彰显，并不与文本中基督教因素的多寡成正比。上述文本，除《约檀河之水》、《迷羊》之外，其它小说的宗教意味比较淡。梳理起来，大致情况如此：若作家是基督教徒，那么，文本中的基督教意味肯定是明显的，如冰心的作品、许地山的作品等。如果作家并非基督教徒，那么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叶灵凤向来喜欢读《新约》和《旧约》，把他们当成文学作品读，但却不想跨进礼拜堂。[6]^{( P389)}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如《神迹》、《拿撒勒人》、《摩枷的试探》，更多的表现为文学色彩，而几乎看不到基督教思想。有一些作家对宗教有比较多的认同，如张资平认为：“宗教是维持人类的规则生活的一种人类社会的设备，先有了人类生活，然后有宗教。”[7]^(P57~58)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约檀河之水》中，可以很清楚地读出其中对基督教和上帝的信任之情。当然，有宗教感情的作家也并非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会表现出这种感情，在张资平1925年所作的《约伯之泪》中，宗教意味就比较淡。

在教会学校里，《圣经》是必修课。郁达夫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述：“《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礼拜完后，自然又是祷告，又是查经。这一种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校节细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进过教会学校的人，谁都晓得的事实”。[8]^(P411)从郁达夫叙述看来，他对强迫信教的行为极为反感。但是从他对《迷羊》的经营看来，他又似乎把疗救病夫的重任放在了上帝的肩头。郁达夫在该小说的《后叙》中明确地借一位美国宣教士之口说：“我们的愁思，可以全部说出来全交给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牧人的，因为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在迷路上有危险，有恐惧，是免不了的。只有赤裸裸地把我们所负担不了的危险恐惧告诉给这一个牧人，使他为我们负担了去，我们才能够安身立命。教会里的祈祷和忏悔，意义就在这里。”正如梁启超在其作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面所指出的那样，小说有“熏”、“浸”、“剌”、“提”四大功能。文化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影响在人的思想的显现，也是多种方式的。人将那些影响表现出来，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下意识的。

在借用《圣经》典故时是否在文本中体现出宗教思想，可能也跟作家文学技巧是否娴熟有关。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初，因为技巧的不熟练，在向《圣经》借取叙事技巧时，往往不能去掉其中的宗教因素。及技巧渐熟，慢慢地也学会“得意忘形”了。所以，作品的创作时间越靠后，其中的宗教因素越弱，张资平创作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他早期的作品如《约檀河之水》（1921年4月），基督教文化意味较浓，后期作品中，意味就相对弱了，如《约伯之泪》（1925年8月）。当然，基督教文化博大精深，是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他为作家所借用，也是一种必然。

在上述小说中，小说在题目中即显露出基督教文化的印痕来。还有一类小说，题目并不提及《圣经》典故，但在小说叙事的过程中，不期然就冒出《圣经》典故来，如萧乾的《参商》出现“迷羊”典故。中国现代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中出现“耶稣与罪妇”的典故等。这一类小说中，《圣经》典故在文本中占有份量相对比较少，所起的作用也是局部性的。

结语

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都是创作社的骨干作家，他们高举“为艺术而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郭沫若、郁达夫和张资平又都是创造社的元老，上述作家的作品在当时甚受欢迎。“张资平恋爱小说拥有众多青年读者，常常是一本书刚刚出版便被抢购一空，许多作品一再重印，例如根据日本小说改写的《飞絮》1926年6月初版，半年内连印三版，到1929年已经出版一万七千册，《最后的幸福》印五版，《苔莉》则共印九版之多。”[9]^{前言第２页．}叶灵凤“在创造社后期与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之间，他是一位衔接性作家”^{[3]（P1-2）}。至于郭沫若和郁达夫在文坛上的地位，就更加不用多费笔墨了。这可能也是以《圣经》典故为典故和叙事模型的做法成为风潮原因之一。当然，基督教文化拥有丰富的文学资源是前提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审视本文所述中国小说的这种生产模式，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圣经》典故成为小说的文眼和主旨”，“《圣经》典故的叙事框架成为小说的叙事模型”这两个整体特征之下，又表现出两种类型。一种是借用题旨，《圣经》故事在小说中出现。这类作品有《约檀河之水》、《约伯之泪》、《神迹》、《撒拿勒人》、《禁果》等。另一种是借用题旨，《圣经》故事不在小说中出现。其作品有《漂流三部曲》、《迷羊》、《摩枷的试探》等。归纳起来，《圣经》典故在中国小说叙事中大致有如下作用：其一，作为小说的文眼和主旨。这些作品有《约檀河之水》、《迷羊》等。其二，成为小说叙事的模型，表现为结构模式和母题两种形式。前类作品有《神迹》、《约伯之泪》等，后类作品有《迷羊》、《施洗的河》、《约檀河之水》等。其三，化为意象。其作品有《约伯之泪》、《方舟》、《羊的门》、《迷羊》等。

情节之所以有别于事件，是因为，情节乃作者的有意安排，其中各个链接中渗透着作者的心机。而这一切都是为功能意义层面服务，不同的情节结构，使功能层面体现出不同的风貌。中国作家通过对基督教文化，主要是对《圣经》典故及其叙事模式有机借用而构建出中国小说的新情节模式，不但给中国小说提供了新的样式，也给中国小说增加了新的内容，促进了中国小说的转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