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也为西方学者普遍承认。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的序言中说：西方社会科学先后经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冲击，因而深深地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第一次冲击自然是在马克思在世期间，第二次冲击则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那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地渗入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今天，在其第三次冲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尼·普兰札斯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社会科学的方向和某些理沦已产生了重大影响。”(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也说：“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围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在今天，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如何，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  (中共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中心：《国外书刊信息》，2002年第8期)

    在人类历史迈向新千年之际，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西方媒体组织了公元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评选活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或高踞榜首，或名列前茅，被称为“千年风云人物”，“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2003年美国权威的《图书》杂志评选出的“改变美国的20本书”中，非美国人的著作仅有3本，《共产党宣言》名列其中，该刊文章认为它是对美国今日历史影响至为重大的作品。

    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两位创始人的名字，已深深地镌刻在人类思想史的丰碑上。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这样长盛不衰?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大跨度时空范围内保持活力的内在素质；二是因为马克思阐明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观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去世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坚持其保持活力的基本原理，不能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就不能长盛不衰。

马克思提供的方法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大跨度时空范围内保持活力的基本原理中，最重要的是唯物史观提供的方法论。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方法”和“进一步研究”，无论离开这个“方法”，还是“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都会终止。

    唯物史观要求一切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就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重要。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同上，第143页)江泽民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是人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628页)胡锦涛也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第9页)

在西方，不怀偏见的学者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至今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和很强的生命力。前英国历史协会主席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今天仍保留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勒姆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戴维·阿普特教授1999年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反复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迄今为止解释能力最强的社会发展理论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第4页)

马克思提供的价值观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中的价值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居首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之上，阐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他指出，人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关系，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关系，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关系。一方面，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但“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56页)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自由，划定了一个或大或小的范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507页)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同时也依赖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就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决定性环节。为此，他们特别重视利用资本主义造就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去实现“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和谐一致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56页)“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第760页)，为了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方面的矛盾中实现的，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作了这样一个表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同上，第342页)

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放到应有的地位，这是发生种种失误的一个根本原因。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理论支点；使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了勃勃生机。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时，江泽民进一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的重要内容，并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这两方面都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全面加以推进，使共产主义理想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好地同广大群众的利益直接紧密结合。

    在西方国家，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价值观，至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是批判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强大精神武器。开启解构哲学(后结构主义)而在西方思想界享有盛名的德里达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在这个遗产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它可以成为分析批判当代社会的最有力的武器。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亦即在全球市场中，资本的利益将大多数人置于它的桎梏之下，以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制约着人们。如果没有至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对市场、对资本的多样性逻辑和对连接国家、国际法和这种市场东西的批判，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马克思追求人类解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批判精神，在当今世界显得十分重要。他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同上，第21页)

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这个命题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1页)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本人就不断作出重大创新。就革命的策略来说，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他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设想：一是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只要通过一两次大的冲击就可以埋葬资本主义；二是提出“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同上，第530页)这些观点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时，即使是工业最发达的英国，仍处于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阵痛之中。19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由于物质实力的不足，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完备，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差，资产阶级用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获取利润。在这半个世纪内，除了劳动力不足的美国以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一律绝对地下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经济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有可能对其作出精辟的剖析并发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当时还没有条件去分析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的能力，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并必然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重新开始经济史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走向普遍繁荣。于是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0页)随着这一认识上的进展，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这两个“决不会”是对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随着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议会斗争的展开，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改变了上述看法和策略，认为：由于制度、传统、习惯等不同，革命的方式也不同，他们把暴力的、和平的两种方式同时提出，并明确指出在当时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国家中，有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有可能用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179页)恩格斯晚年对革命策略的转变作了更加深入的阐述。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英国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22页)同年12月他又指出，阶级斗争并不是越来越剧烈，“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同上，第716-717页)1895年，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回顾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同上，第512页)他指出，“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同上，第510页)正确的策略应当是提高理论素养，积聚力量，准备未来的决战。这时，恩格斯已经从只承认暴力革命的策略，转变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内外影响的扩大寄予厚望。

    其实，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方面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基本理论来说，没有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就不能完成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没有70年代写下的《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就没有共产主义两阶段学说，就没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没有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进一步研究，也就没有完整的东方社会理论，正是这个理论指出，《资本论》概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只适合于西欧，东方将走不同的道路。没有恩格斯晚年针对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阐明了合力论，强调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他们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在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方面，他们在40年代，在旧社会内发现了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这以后，他们十分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在50—60年代，马克思研究了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发展的新现象，认为：“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299页)，合作工厂表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提出“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97页)；在70年代和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进一步研究了国有化趋势和垄断组织出现的意义，并提出要“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92页)

    是否在马克思去世以后这种发展就不再可能了呢?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否定这种看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切“躺着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以失败告终；如果是执政党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会导致亡党亡国。一切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坚持与时俱进的，都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理论上作出新的贡献，在事业上取得新的成功。江泽民说：“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22--23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于《红旗文稿》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