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作为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思想家的地位。本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西方世界骤然刮起了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旋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又面临了“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引人注目的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当以“胜利者”自居的西方意识形态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之际，面对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的思想近年来一直为那些试图寻求历史之谜的人们所关注，其价值也一直在被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
西方社会这种“回归马克思”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回应。西方思想界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入的解读，重点涉及如何应对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挑战，以及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积累了不少具有启示意义和创新意义的思想资料，并面临着新的发展态势和可能的重大的理论突破。
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问题
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先后提出过三个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疗法。第一种疗法是众所周知的废除私有财产；第二种方案有着更为广泛的用途，这就是靠所谓的“渐进社会主义”逐步去蚕食私有制，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10条改造性措施；第三种独特的疗法没有被马克思认可，但同样适合他的目的，即既不蚕食私人产权，也不废除私人财产本身，而是把资本所有制从极少数人扩大到许多人。美国哲学家莫迪默·阿德勒认为，马克思在《宣言》中暗示的一种有着广泛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会提供同样令人满意的所有制解决方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尤里·普列特尼科夫认为，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要区别剥削(资本)所有制和劳动(非剥削)所有制；第二，直接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是社会所有制本身，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必然导致“取消”私有制的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第三，个人所有制可以是分散私有制、消费者(个人)所有制和派生于社会所有制的生产所有制；第四，没有个人所有制，社会所有制也不能得到发展。确切地说，只有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个人所有制并在使集体活动、个人劳动活动首先是智力活动相互补充的基础上，才能为“自由个性”或“个人全面发展”的形成创造条件。
二、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和内容
西方学者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归结为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称之为“社会所有制”，这显然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按照他们的解释，所谓“社会所有制”也就是“混合所有制”，它有两层含义：一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但形式不是单一的国有制，而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合作所有等多种形式；二是除了公有制经济成分以外，还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主要是私有经济成分。在他们看来，单一的国有制不仅在经济上导致生产率低下，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导致官僚主义和专制独裁，而作为社会主义主要支柱的社会所有制将是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私有的、合作的、公共的企业将相互竞争，直接的国家调节和控制将受到限制。
许多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社会所有制形式是资本和利润“社会化”和“公有化”的新概念。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罗默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公有制体系，而应当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保证积累起来的利润能按比例平等地分配。如果公有制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便与社会主义相一致。”按照他们的看法，公有制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集体或个人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拥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对公共企业的所有权主要是指人均对全部企业利润的享有权，其实质是资本的社会化或公有化。这种利润的公有化不同于人民资本主义，后者主张每个工人都持有股票，成为企业的股东，人人都享受作为股东的红利。而资本和利润的公有化，则指消除资本个人所有性质，使资本为社会公有，收入与资本完全分离，企业全体成员都平等地享有获得企业利润的权利。
加州大学哲学教授理查德·阿尔内森对此作了解释，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但此处的“公有制”并非通常所说的“拥有”(Own)，作为社会公有制的一个成员，任何个人对公共企业的所有权只构成人均对全部企业的利润享有权。他说，“市场社会主义容许来自劳动市场的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但不允许来自个人资本所权的不平等分配。社会主义者声称，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是对工人的剥削。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企业的利润是分配给公众的，而不是像私有制条件下那样分配给股东的。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为了少数人而剥削多数人，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为了多数人而剥削少数人。”
更有甚者，把资本的社会化或公有化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且认为未来社会主义也将取决于资本社会化的程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在21世纪将有自己的未来，但这种未来将取决于把社会主义的逻辑本质理解成“生产资本的公有化”。
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核心范畴的阶级概念，也已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对阶级范畴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对于揭示隐蔽在日常行为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关系而言，阶级范畴的抽象性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不是作为具体的社会实体，而是作为抽象的理性范畴体现出来，以某种方式使得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成为可能，而其他与之竞争的概念则做不到。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之所以有效，在于它有两个前提：其一，是所有的人都寻求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并因此反对那些剥削他们或乘机利用他们的困难的人；其二，客观上处境相同的人，就倾向于采取类似方式行动，这样就必然为谈论阶级和集团反应提供了依据。
但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与其他诸如种族、民族、性别、阶层概念有着根本区别，具体表现为：第一诸如性别和族性一类的范畴，都有着极易辨认的社会对象，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社会具体性，便容易被吸收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而阶级则不是这样，作为一种抽象物，它的表现形式不是取决于任何极易识别的社会联系，而是取决于相当抽象的“阶级意识”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阶级意识极易被淹没在那些更为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第二，在他们看来，阶级面临的问题在于它的简化论，即所有社会关系展现出的问题都可以归纳为阶级问题，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性问题。而正是这种简化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受到了它在资本主义所处环境的制约，受到了它本身关于资本主义抽象论述的制约。由于阶级的具体表现从来没有显现出一种纯粹的形式，而只是表现为一种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具体社会存在形式，因此不能脱离其他社会范畴来孤立地看待阶级，否则，不仅会带来分析上的误导，而且会妨碍日常的解放斗争。
另一方面，西方许多左翼人士也已经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立场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创造的新科技奇迹使它充满了生机，所以在这个体制所允许的社会条件下做些适当的调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宣称：“我们到了应该进行彻底反省的时候了”，要“重新设计形象，以作为对一个变化时代到来的反映”。他认为，当前唯一可以打破资本主义均衡状态的革命力量来自于科技进步，即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进行变革的动力将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新陈代谢。安德森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出发，认为既然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并且希望资本主义能创造出有利于变革的条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只能自己推动自己。
同安德森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的丹尼尔·辛格在《谁的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一书中，充满了对“资本主义不可替代论”的批驳。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注定长久不衰的，等待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将永远找不到终结资本主义和重建人类社会的道路和答案。在他看来，“错误不在于我们的信仰，而在于我们的行动”，他高度地注意到历史的随机性以及发展出一种新社会的可能性，他说，“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的眼光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地平线”，“我们要做的不是对压迫制度的细枝末节的修理改善，而是实实在在地将它的根挖掉”，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更高的参与热情、更积极的活动和更有力的武装斗争。
四、关于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它的要点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不仅仅生产商品，作为社会必需的、抽象的劳动，它还创造价值和社会关系。
直到最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似乎才意识到现实社会的发展对劳动价值论的形成的挑战，例如：如何理解劳动价值的确定性与生产价格的不确定性的关系；劳动价值论如何深化对展现在收入分配中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的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环境与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已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国外学者提出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根本依据。
他们认为，这一理论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如何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马克思说过，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但马克思没有系统描述过哪些是生产价值的劳动，哪些不是生产价值的劳动；2、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在经济发达国家，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远远超过第一、二产业，这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于是被马克思视为“微不足道”的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就成了理论界争论的又一个焦点；3、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和资本关系的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只转化价值。但是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单个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越来越少，而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产品总值越来越大，这其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或物化劳动投入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上，于是就产生了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和资本关系的生产中的作用问题；4、科学技术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在能够使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前提下，不仅转移了价值，而且还作为劳动过程本身有条件地创造了价值。
总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能否充分解释和分析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成了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理论仍然适用于当代经济的分析。尽管知识经济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但与各种价值理论相比，劳动价值论仍然是最能够科学回答知识经济挑战的价值理论。
五、关于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市场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中的重大原则问题。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西方一些较为激进的理论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市场经济的做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在他们看来，实践证明市场经济造成了许多弊病，诸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两极的分化、社会道德沦丧等。然而，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已越来越小，而赞成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则愈来愈多。可以说，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上世纪末西方学者最强烈的呼声。他们为之提出了三个论证：
(一)市场手段论。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市场是与之相对立的，因而市场不能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西方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在于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在于实现公正、民主、自由等一系列价值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讲，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至多只能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可供选择的手段。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西方学者论证市场可以同社会主义“联姻”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市场与计划的对立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而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一种手段与另一种手段的对立。这就消除了市场不能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障碍。
(二)市场中性论。传统观点认为，市场总是同资本主义相伴随，因而不能同社会主义“联姻”。西方学者为了反驳这一论点，进而提出了“市场中性论”。英国的学者戴维·米勒提出，资本主义虽然依赖市场，但资本主义的特征却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而不是市场经济。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为社会主义服务。索尔·埃斯特林和尤里安·勒·格兰德进而认为，市场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连的，而是与工业制度相连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混合型制度，只要是工业制度就必定会运用市场。换句话说，市场只是一种能产生竞争的经济机制，既可存在于资本主义中，也可存在于社会主义中，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这就进一步论证了市场可以与社会主义“联姻”。
(三)市场优越论。提倡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的根本原因，西方学者认为在于市场优于计划。他们认为，在一个提供极为繁浩的商品和服务的工业化社会，如果采用全面取代市场的计划经济，那计划部门就必须为各个企业配置劳动力，规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并为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定价以使供求相符。实践经验表明，计划经济在实际中是极难解决这些问题的。而市场既是一种信息体系，又是一种激励制度，价格机制向商品供应者发出信号，向他们表明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需求是什么，同时价格机制又给予商品供应者以某种激励，促使他们转向生产供不应求的商品。在他们看来，市场除了在效率方面优于计划以外，还促进了自由和民主的发展。
西方学者在普遍肯定市场对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具有激励功能的同时，对市场所利用和激发起来的卑微动机持道德上的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瓦解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精神。英国牛津大学的大卫·米勒指出，市场机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同时培育了自私的动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物欲与金钱腐蚀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罗莫认为，市场的压力鼓励了人性中自私和竞争的一面，而不是奉献和相互合作的一面。针对市场机制的这种负面效应，英国麦克莱伦教授讲过一段值得人们深思的话，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更概括地来说市场经济，从人们的生活意义上来看，它不能够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满足；从人们的价值观上来看，它不能带来良好的道德风尚。但是，从经济体制上来说，在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确实在继续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延续下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不会作为一种替代品被人们所接受。只有资本主义社会不再能够继续发展它的生产力了，人们才会去寻找另外的出路。”有的西方学者已在论证，能否既保留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又抑制其卑微的动机，使该机制不仅促使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且促进对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事业的关注和追求。
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共产党宣言》中早有论述，认为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即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0年代，法国学者马勒曾发表过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新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作过初步的论证。上世纪末，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拿出了一批成果。
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本身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造成资产阶级阶层内部由“家族资本家 (或传统资本家)”向“经理资本家(或新型资本家)”的转移，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同时包括经理资本家在内的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大。值得关注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金融机构，许多基金会成了新的股东，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私有制和资本运营机制的产生。这些机构背后的主人就是新的金融资产阶级。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主体即产业工人阶级，在西方工业国家已逐渐衰落，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已转向第三产业，成了“中间阶级”的成员，其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另外，由于进入“消费社会”，工人的“绝对贫困化”已不复存在，由此使他们的斗争意志和目标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这一系列变化的原因，法国经济学家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二是对劳动者技术的剥夺。这就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重叠和交叉：一类是资本家和无产者的矛盾；另一类是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矛盾。这两类矛盾的交织，使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更为复杂。
七、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今天还处在不断的演变和扩展之中。这种变动过程不仅体现为资本主义内在价值和基本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时还表现为以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和社会结构为底蕴的制度模式的形成，反映了资本主义本身较强的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杜美尼尔指出，本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调节的历史：实行国家干预使竞争性市场有序化、微观经济得到稳定；加强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从而使宏观经济的发展获得新的动力；以后又有现代股份公司的出现等等。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西方学者以各种方式加以描述，因而近一时期在西方的书刊中，频频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关于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提法：1、“后资本主义”论。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肯定知识已取代传统的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等，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后写道：“这一改变已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资源和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它同时又是一个多组织的社会；2、“新资本主义”论。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曼纽尔·卡斯泰尔认为，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在企业内和社会上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从而引起了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说：“资本主义正在被强化。一种带有个体色彩的、分散的资本主义正在诞生。通过因特网，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3、“超资本主义”论。作为大型会计和咨询公司普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战略咨询负责人格雷迪·米恩斯和戴维·施奈德把在因特网所释放的强大经济力量推动下上升的市场称之为“超资本主义”或“靠刺激发展的资本主义”。在超资本主义的秩序下，一些公司日益偏离自给自足的做法，把更多的职能分包出去，建立有效的、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供应商联盟，从而取得了极高的价格—收益比。4、“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论。法国马恩河谷大学教授让-克洛特·德罗奈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已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他指出，在这一阶段，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都没有变，但资本的增殖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货币资本是资本价值的主要形式；而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价值形式演变成了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二元结构，金融产品成了最抽象的商品，成为资本价值的最主要形式，从而实现资本的增殖。5、“跨国资本主义”论。这是美国学者罗伯特提出的概念。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官僚制大公司资本主义不同，实行“元生产”，其特点不同于大资本主义公司的集中生产，而是分散生产，商品很难确认它的国籍。6、“股东资本主义”论。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提出了这一概念。作者认为，过去垄断公司在资金来源上依赖于大银行，因而企业要受银行的支配；现在企业则主要通过证券市场获取资金，实际上就要听从市场的安排。这种“股东资本主义”将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股东权威的增强，有再造欧洲资本主义的希望”。
有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而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致使生产关系、资本权益日趋社会化，并不断地产生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西方一些左翼人士认为，马克思曾经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归结为生产力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高度发展，而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与这两个条件是趋同的，即社会发展正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和伦理的批判，其核心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生产者的人的基本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谴责资本主义，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病态，它在贪婪地追逐最大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贬低劳动，使劳动者非人化，而不纯粹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和局限性。这不失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新视角，无疑为各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J.Roemer:Can There Be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In Pranab K.Bardhan:Market Socialism:The Current Deb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
[2]R.Arneson:Market Socialism and Egalitarian Ethics,In Market Socialism.
[3]迈克尔·布拉沃伊：《共产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国《理论与社会》2000年第4期。
[4]佩里·安德森：《更新》，《新左翼评论》2000年第1期。
[5]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6]段忠桥：《市场为何能与社会主义“联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
【原文出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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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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